《史記》的錯漏

提到《史記》的錯漏，很多人第一反應可能是想反駁，以下是幾個例子。

關於堯舜禪讓制度，傳統正史中常將其描述為上古聖王主動讓賢的理想政治模式。然而，如果結合《竹書紀年》以及相關考古遺址來看，這種溫情脈脈的敘事就顯得很可疑。權力更替往往伴隨血腥與鬥爭，而不一定是史書中所說的和平禪讓。

再如商紂王帝辛的形象。《史記》中記載他沉迷酒色歌舞、寵愛妲己、囚禁忠臣，最終導致商朝滅亡。但若交叉對比甲骨卜辭、《列女傳》《尚書》《竹書紀年》《韓非子》《左傳》等材料，就會發現，許多關於帝辛荒淫殘暴的敘事，很可能是周朝建立後，為了合理化自身取代商朝而進行的政治抹黑工程。

除了這些上古與商周部分的疑點，《史記》中還有不少更具體的矛盾。

秦始皇三十四年，也就是公元前 213 年，咸陽宮的一場宴會上，負責掌管圖書典籍的博士官淳于越提出恢復分封制，引起丞相李斯的強烈反對。雙方爭執之後，李斯主張禁止百姓「以古非今」，也就是不能借夏、商、周的分封制度來非議秦朝的中央集權郡縣制度。他進而提出，要焚毀除秦國史書以外的列國史書及諸子百家著作，以消除文化差異、統一思想。

這段歷史被記錄在《史記・秦始皇本紀》中。焚書是秦帝國君臣商議後頒布的重大政令，《史記》對事件發生的時間、地點、人物與過程都有明確交代，而且司馬遷很可能依據秦國大臣的奏章編寫這段史料，因此可信度相對較高。

但常與焚書並稱的「坑儒」，問題就大得多。

我們熟悉的說法是：秦始皇晚年沉迷尋找長生不老的仙丹，徐福、侯生、韓眾、盧生等方士拿了秦始皇的財物，卻找不到仙丹，因害怕受罰而集體逃亡。秦始皇一怒之下，不只坑殺方士，還把咸陽那些製造輿論、惑亂百姓的儒生也一併活埋。

可是《史記》中這段記載的矛盾在於，具體被點名的人多是方士，後來被譴責的對象卻變成了「文學方術士」，再後來被坑殺的對象又變成了「諸生」。也就是說，敘事中逐漸淡化了方士，強調了儒生。

更奇怪的是，所謂坑儒事件中，大名鼎鼎的方士徐福竟然沒有伏法。秦始皇三十七年，皇帝第五次巡遊天下，又來到琅琊台，並再次與徐福相見。秦始皇不但沒有將徐福治罪，反而又聽信他的說辭，相信蓬萊仙藥之所以一直拿不到，是因為海中有大鮫魚阻擋去路，於是親自出海射殺鮫魚。

按照這個邏輯，秦始皇如果真的因尋仙失敗而大怒坑殺方士，卻放過了最重要的徐福，就顯得說不通。而且，在《史記》以前的文獻中，幾乎看不到秦始皇坑儒的明確記載。這也使人懷疑，所謂坑儒是否帶有後來加工的成分。

秦始皇的身世之謎，也是《史記》中著名的矛盾之一。

在《秦始皇本紀》中，司馬遷開篇明確說明，秦始皇是秦莊襄王之子，也就是秦莊襄王與趙姬所生。但在《呂不韋列傳》中，情節卻發生了反轉。司馬遷又說，呂不韋把從邯鄲搜羅來的美貌歌舞女子安置在家中，其中一位已經有了身孕，而此人就是趙姬。後來子楚，也就是秦莊襄王，與呂不韋飲酒時見到趙姬，十分喜歡，於是向呂不韋討要。呂不韋起初生氣，但轉念一想，自己已經為子楚傾盡家財，正是想押注一個「奇貨可居」的機會，於是最終還是把趙姬送給了子楚。趙姬隱瞞自己懷孕的事，後來生下了子政，也就是秦王政。

換句話說，《呂不韋列傳》暗示秦王政其實可能是呂不韋的兒子。更矛盾的是，同一篇列傳中，司馬遷前面說趙姬是呂不韋買來的歌姬，後面又說她是趙國豪門大族的女兒。這種前後說法不一致的情況，在《史記》中並不少見。

另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，是蘇秦與張儀的年代問題。

蘇秦和張儀分別是戰國時期合縱與連橫策略的代表人物。合縱，是聯合南北方向的六國，共同對抗不斷向東擴張的秦國；連橫，則是秦國拉攏六國中的部分國家，使其脫離合縱聯盟，轉而投靠秦國。

在《蘇秦列傳》和《張儀列傳》中，司馬遷說蘇秦與張儀同出鬼谷子門下，卻政治觀點截然相反，一縱一橫，是同一時代的對立人物。

根據《蘇秦列傳》，蘇秦的活動時間大約始於秦孝公去世的公元前 338 年。那一年，蘇秦先以連橫之術遊說秦惠文王，聲稱秦國可以吞併天下、稱帝而治。但剛繼位的秦惠文王才誅殺商鞅不久，認為統一天下的時機尚未成熟，因此沒有採納蘇秦的建議。蘇秦於是轉而以合縱之術遊說趙國，勸趙國聯合其他幾個國家抗秦，但仍未被重用。接著他又來到燕國，終於得到燕文侯賞識。在燕國資助下，他遠走趙、魏、齊、楚等國，最終促成六國合縱。

可是，在《燕召公世家》中，司馬遷再次提到蘇秦被殺一事，卻把時間放在燕王噲繼位之時，也就是公元前 320 年左右。這等於司馬遷又一次推翻了自己的說法。

再看《張儀列傳》。張儀的活動情節中有一段說，蘇秦在趙國遊說期間故意激怒張儀，迫使張儀入秦推行連橫策略，時間大約在公元前 331 年。秦惠文王去世後，張儀失去政治靠山，秦武王又與他不合，張儀為求自保，主動離開秦國，回到魏國擔任相國，一年後病逝，時間大約是公元前 309 年。

然而《蘇秦列傳》中又說，蘇秦死於公元前 301 年，這樣一來，蘇秦反而死在張儀之後。整條故事線被寫得混亂不堪。

直到 1973 年，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了失傳已久的《戰國縱橫家書》。這部書成書早於《史記》，根據其中內容，蘇秦的主要活動時間大約在公元前 300 年至公元前 286 年之間。也就是說，蘇秦和張儀根本不生活在同一時期，不可能有直接交集。真正與張儀同時期對立的縱橫家，應該是公孫衍等人。這才讓人恍然大悟：司馬遷很可能把蘇秦的活動年代提前了三十年左右。

類似問題還有陳勝、吳廣起義。

《史記》記載，秦二世元年，陳勝、吳廣被發配戍邊，因遇到暴雨無法按期抵達。依照秦朝法律，「失期，法皆斬」，也就是延誤期限就要被砍頭。在絕境之中，陳勝、吳廣喊出「王侯將相寧有種乎」，揭竿而起。

但 1975 年，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秦簡，其中《秦律十八種・徭律》明確記載：服徭役遲到三到五天，口頭批評即可；遲到六到十天，罰一個盾牌的錢；遲到十天以上，罰一副甲的錢；即便乾脆不到，也只是罰兩副甲。更重要的是，簡文中還有「水雨，除興」的規定，也就是遇到暴雨可以免除徭役。這說明《史記》中所說「失期，法皆斬」，很可能並不符合秦律實際情況。